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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韩江？谁？”陌生、疑问、到处打听，这就对了，和99%关心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一样，年度获奖者的名字一公布，我也急急忙忙地去打开官方或非官方的信息，看韩江是何许人也。韩国人，女人，写小说的人，1970年生人……

过了5分钟，当有人把中文版《素食者》的pdf发到我所在的微信群里，连带着别人写的几句短评时，我忽然不想关心了。我想到，韩江写的不是一堆pdf，不是一堆epub，她写出的不是一个个手指头碰一下就能打开，再碰一下就能关掉的数字化的文件。我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关掉一个正在阅读的作品，或者一段在看作品之前已过眼的短评，然后随口告诉其他人：噢，她就是写××题材的……

当地时间10月17日，韩国首尔，小说家韩江出席第14届PONY CHUNG颁奖典礼，获得“PONY CHUNG创新奖视觉中国图

但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只文学奖是一个“事件”，一个热闹片刻后就鲜有人提的event，而且意味着，“文学”一词本身也成了文学奖的周边，像一个急不可耐的pdf一样，只求人们的“触及”——既然打开它和关闭它都如此轻易。

去年的获奖者，挪威作家约恩·福瑟，当然也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。但消息一出来，我们的感受是：早该认识他了，早该想到他了，他在戏剧界是如此中流砥柱般的人物，看过他的戏的人如此之多……今年，韩江一获奖，我们马上“熟悉”起来：原来她已经获得了那么多的国际认可了，原来她的作品早就得到怎样怎样的高度评价了……这些“早该如此”，都是拜数字技术、互联网传媒技术所赐，我们被蜂拥而至、唾手可得的背景信息淹没，我们被迫“获悉”这个，“获悉”那个，我们不仅（至少自认为）知道了韩江是怎样的作家，而且还知道了她是第18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。

“周边”泛滥。我们脑子里被种满了草，我们只是感觉自己“懂”得太多，却没有想到这些拼命想要钻进你脑子里的东西会怎样改变你，比如说，也许会让你抑郁。韩江是个陌生的名字，为此我们被喂以一个个标签，以便认识她，不过，从她的标签，从获奖带出的众多“周边”，也不妨进入若干很有意味的话题。

第18位女性——然后你很快就晓得，这18人中的9人，都是在本世纪头二十三年里获得的，比如2004年的获奖者耶利内克，比如2007年的获奖者多丽丝·莱辛。越晚近越多：从2013年艾丽丝·门罗获奖，到韩江，12年里共有6个女获奖者。这当然说明了变化：女作家（或按照某种更适合扩大传播影响的说法：“女性写作”）“被看见”了，“被重视”了。或许如此。但是，身份政治也成为一个过于突显的事实：“女性”被强调了，此外还有国籍。

在20世纪的100年里，女性获奖者只有区区9个人，而且起码有一半已经被遗忘。谁还会去读1928年的获奖者、挪威小说家温赛特的书？1945年获奖的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，她又写过些什么？还有比如1938年获奖的赛珍珠，这个案例，到现在一直被作为诺奖评委们“任性”的证明。

然而，我们不能因此就贸然对文学奖表示轻蔑，我们应该看到，在她们的获奖中，在她们的名字被念出时，她们的性别乃至国籍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她们是文学写作者，是“文学”领域的人，她们跟男作家一样，都在书写一些全人类的命题和困境。

上世纪的女性诺奖得主们

回看百年前的获奖者时，可见的几乎都是作品，作品中的情节、思想与风格是对当时的社会背景、时代背景的回应，而作者的诸多身份标签则几乎是不必去注意也不易被注意的。很多作品显得陈旧，以我们今日的习惯难以下咽，然而颁奖的“社会效应”，只需稍多注意，就可以看得清楚。

1909年，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、瑞典人塞尔玛·拉格洛夫，她的《骑鹅历险记》固然如今依然知名，不过，倘若以“儿童/青少年文学”来定义它，就失之简单了。打开这本小说，你可以看到瑞典的壮美山川，可以看到北欧的民间传说，可以读到精心构思的寓言情节，可以看到拉格洛夫对于诸如战争、疾病、道德、儿童等最重大的社会问题的恳切关心。

《骑鹅历险记》

[瑞典]塞尔玛·拉格洛夫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·大星文化 2018年4月

拉格洛夫是个堪称博爱的社会活动家。她参与和推动的一些开创性的事业，影响了百年来的世界。比如，她是世纪之交女性和儿童权益保护最积极的推动者，在1900年参与发布了“儿童的世纪”宣言，明言“童年”是每个人人生的一部分，不可以被剥夺，不可以把儿童仅仅看作是成人的预备阶段，而要让儿童有享受童年的权利。这个观点，在《骑鹅历险记》里有再明确不过的表现：尼尔斯的父母就是拿尼尔斯当一个家里的帮工来看待的，根本不知道孩子有他自己的世界。

此外，在20世纪初，欧洲经历了一段难得的“长和平”，拉格洛夫殚精竭虑地思考，如何让和平继续下去，她在书中写了动物运动会的情节，写了一只恶狐狸违反游戏规则，结果被其他狐狸驱逐的情节，这样的构思，是为了呼应现代奥运会的创建理念，即用竞技游戏来促进和平，张扬人类身体的才能，杜绝大规模战争重燃的可能性。

至于1938年的获奖者赛珍珠，她的“时代选择”的属性就更为明显了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是西方世界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东方最为同情、最渴望了解的年代，身为美国人的赛珍珠，写的正是中国农民的故事。如今，早已“过气”的赛珍珠，只是因为身份特殊，她的小说之外的作品，如回忆录和散文，还会受到一些中国出版商的关注，觉得可以往“往事”的角度去做她的书。

然而与拉格洛夫相似，赛珍珠最关注的事务同样是有关“全人类”的。她代表的是跨文化、跨国界的交往、对话的热情，她的游历（虽然常常是被动的搬迁和躲避战火）产生了一种真正的人文视野。

1927年她在南京目睹了暴力事件，随后她又到日本，去体会日本民间的人心，感受其与对外张牙舞爪的军国主义的区别；她在南京的大学宿舍里写出了《美好的地球》；1931年长江水灾，赛珍珠去参加慈善救济活动，写了一系列描述难民困境的短篇小说，这些故事在美国的广播中播出，后来收入她的文集《第一个妻子和其他故事》出版。

在纽约一个由长老会举办的妇女论坛中，出身传教士家庭的赛珍珠说，中国不需要一个由传教士主导的教会，她所见到的传教士们往往是傲慢的，并不真正关心中国普通人的困境。

领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赛珍珠（她当时46岁，非常年轻）彻底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，尤其在二战之后“冷战”启幕之时，她为打破东西方之间渐渐树起的坚冰做了所能做的一切。第一个国际跨种族儿童收养机构就是她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；妇女权利、亚洲文化、移民、收养、传教士工作、战争、原子弹、暴力，各种主题都出现在她笔下；当1950年代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人普遍屈从于“铁幕”的政治压力时，是赛珍珠，不断依托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力，公开谈论美国的种族主义、性别歧视，谈论亚洲战争儿童的困境，想激发公众对国内外受苦之人的注意与同情。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，赛珍珠还申请一同前往，然而被无情地拒绝。

赛珍珠的获奖，是为了表彰其作品“为跨越遥远种族界限的人类同情铺平了道路”，这个评语看起来也有点过时，但是，韩江在获奖后拒开任何发布会，并且说知道获奖意味着“承担责任”，这话看起来，至少表面上，很有当年赛珍珠的觉悟。我想，韩江懂得，一旦自己被一堆媒体包围，就必然要回答诸多以“你作为一位女性……”“你作为一个韩国人……”“你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……”为开头的提问，她将不得不回应，于是卷入那些琐碎无聊的话题之中，从而不得不在一个身份政治为王的媒介环境里接受“身份识别”。

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标签捏在别人的手里。媒介都有自己的利益，要眼球，要流量，一门心思培养热点和制造话题。清醒睿智的作家，对此是再明白不过的。1996年获奖的波兰诗人维斯瓦娃·辛波斯卡，如今，至少在中文阅读的环境里，她算得上是有相当“票房”的外国作家之一，她的若干诗句（“我偏爱写诗的荒谬/胜过不写诗的荒谬……”）可以走进大众读者的视野，她被视为智慧、幽默和美兼备的人物。然而，当年在获诺奖之后，辛波斯卡近十年没有写出一本新的诗集。

辛波斯卡也是一位有“世界性”的写作者。回看上个世纪，会发现在大多数的年头，都有真正的“大事”在发生，不说战争、冷战、原子弹和大屠杀，就说1991年，冷战已经结束，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、有时被称为“历史终结”的时期在世人面前展开时，那年的诺奖得主——南非女作家纳丁·戈迪默，她的作品，同样能使人看到世界上的大事正在哪里发生。那就是南非，纳尔逊·曼德拉前一年刚刚获释，意味着漫长的种族隔离制度终于看到了一线终结的曙光。南非的种族隔离，当时已被视为人迫害人的一种黑暗象征，就像昔日的柏林墙或奥斯威辛集中营。

戈迪默和拉格洛夫、赛珍珠一样，都是公共知识分子，然而，在戈迪默的小说里，你并不能轻松地看到清晰的是非对错，看到你想象中的人迫害人的行为，以及对“压迫者”的愤怒讨伐。

戈迪默常常写的是，作为统治者的白人在黑人的“包围”之下的处境，她常常写，那些对自己的特权心怀愧疚的白人，怎样谋求与黑人和睦相处。他们善待黑人，但却无法放弃特权的位置，为此，他们被黑人视为伪善之人。另一方面，在白人和黑人各自的内部，也分裂出各种阵营。戈迪默不仅写出了种族隔离制度之危害，而且告诉她的读者，这种制度并不是可以以一纸法令轻易“废除”的，过去几十年里，一代代南非人心中树立起的看不见的“心墙”，将延续很长很长的时间。

南非在1995年后的历史证明，戈迪默通过小说所发出的凝重的警告是正确的。同样的，柏林墙的倒塌也不能真正弥合墙两边德国人之间的关系。

在其他上世纪的女性得主中，1966年获奖的诗人奈莉·萨克斯，她的诗是与反犹大屠杀的主题直接相关的，在她的沉吟里，针对一个种族的屠杀被提升为人类全体的创伤。而1993年，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·莫瑞森获奖，她的小说，在一个极高的美学水平上将社会中流行的歧视剖露给所有人看。歧视绝非仅仅发生在美国，也绝非仅仅限于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，它还缠绕着家庭里的长幼尊卑，缠绕着政治暴力和屈服，反映了人性中的种种普遍暗斑，例如嫉妒、憎恨和傲慢。

上世纪获奖的女作家，总数量多少且不论，就她们做出的贡献来看，其性别身份都不是最主要的。文学涉及所有人，众多的严肃作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公共写作者。文学应该促成对话，凝聚人群，让生活在不同地方、不同处境之下的阅读者，看到彼此之间共有的感受，看到同样的困惑和期待。

21世纪：资讯喧哗与遗忘专家

也许2007年获奖的多丽丝·莱辛，看起来是一位“女”作家，因为她最优秀的作品——发表于1962年的《金色笔记》，是一本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，性别是其中突出的主题。然而，莱辛本人有在多个国家、大洲生活的经历，她在前半生中也是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“国际人士”。即使后期放弃了世界大同的理想，她也没有缩回到性别或者别的什么标签之后。

然而，正如2022年得主、法国作家安妮·埃尔诺所说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，世界上渐渐地没有什么“大事”发生了，埃尔诺记忆中的世界，是一个“世界上的什么都不应该与我们无关”的世界，可是新世纪以来，她说，人们都成了短期记忆的能手，成为遗忘的专家。

任何事情——名人逝世也好，局部冲突和战争也好，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也好，政治丑闻也好——统统是一阵“喧哗”。传媒无比地猖獗，第一时间把突发事件推到每个人面前，又冷漠无情地用下一个热点来覆盖它。

我们所理解的文学，并不是来自这样一个年代。埃尔诺深知（也坦率承认），女性身份、“私生活”写作的性质，为她赢得了当代读者的极大喜爱，但在《悠悠岁月》里，她依然是用一种来自20世纪的社会洞察力，一种对“大时代”的缅怀之心，来描写如今这个年代的热情与空无：

“鼠标在屏幕上迅速轻快地点击，伴着这个节奏，我们总是狂热地想要保住任何唾手可得的照片和图像，但实际上，一旦把它们存到文件夹里，这些文件夹就很难再被打开。”

正因为到处都是被制造的信息和热点，而且人们一般都通过同样的介质——屏幕，或者经由屏幕传出的声音——来获悉它们，所以我们面对一个“新科”（媒体最喜欢用这种词汇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如果还想要保持较大的兴趣，就免不了要依靠那些标签、那些周边，要赶快把她的作品储存下来，要在屏幕上看个大概，在获取新知、满足一时好奇的需求背后，我们隐隐地加入“遗忘专家”的大军之中，或者说，加入把一切都变成谈资的大军之中。

打开《素食者》中译本的pdf文件，细读也罢，浏览也好，也很容易产生“小”和“私”的感觉：一个女人选择了素食，为此她受到了各种的不理解、各种的非议。

韩江的笔触里肉身色彩很重，对原始的欲望，对切肤的痛感，她一一秉直写来，似乎也很符合“女性写作”的本分。韩国是个经历过战争和独裁、见证过很多屈辱和政治暴力的国家，比韩江早两辈，有黄皙暎这样的小说家，书写那些大事件下的人心和记忆，而较为年轻的韩江，至少从表面上来看，是避开这些主题的。

可是她的作品依然有可期待之处，因为从《素食者》中已可以看到，韩江把握住了那种自我伤害的微妙心理，它能让人想起那些貌似久远的历史创伤，整个民族的头上都被历史投下了阴影，而民族中传统上的较弱者，例如女性，应当是最有一些“故事”可说的。她们做出的对自己不利的选择，看起来会更具有象征和隐喻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至少可以说，韩江不会是一个只想要贩卖私人题材、性别题材的写作者。

《素食者》的中译本里有一个错误，是非常致命的，必须一提。小说的第二部分，原本是一篇在韩国屡获大奖的中篇小说《蒙古斑》，可是在这个译本里，“蒙古斑”被译作“胎记”。韩国人属蒙古人种，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屁股上都有一个“蒙古斑”，长大之后，大部分人的斑都会消失，在书中，女主角英惠和别人不同，她的蒙古斑一直没有消掉，这隐喻着她身上一直有原始的生命力。然而“胎记”是终生都有的，译作“胎记”，读来不能理解，自然使这个《素食者》译本减去了关键分。